镶嵌徽章的装备可以跨界吗（镶嵌徽章）

因此，任意性法律不是自主决定，而是他治决定的，即便它与一个自治规制有关联以及它表现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合理约定的内容的类型化。

[3] 参见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第126页。[46]作为总体的要求，这些考虑事项是合适的。

遂认定行政拘留决定合法。例如，行政机关在听取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组织意见后作出决定，如果立法者有意以立法完全规范专家的判断，则设置这样的组织就失去了意义。裁量基准的存在并不免除行政机关对所有能成为考虑对象的事项的考虑义务。但行政决定有可能因违反行政自我拘束等原则而违法。注释: [1] 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第125页。

如果符合存续保护的条件，则裁量基准也通过信赖保护原则的转化而得到了实现。明知裁量基准的存在，但考虑到个案中的特殊情形，不应予以适用。三、行政裁量基准的性质与拘束力 行政裁量基准在实务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但对其属性、效力等问题却认识模糊。

在此前后，地方上开始出现了行政裁量基准，有的地方称其为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裁量标准、裁量指导意见、自由裁量实施细则等，它们都是要对行政裁量权作出一定的自我限制，同时也成为说明理由制度中的一项理由。[50] 综上，裁量基准的存在与否有助于对裁量决定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但并不能简单地得出裁量决定合法或违法的结论。[39]但有时，基于事项的特殊要求，例如地税或国税，对于重要事项的判断和选择可能要求全省乃至全国统一，这时，宜由更高级别的行政机关设定裁量基准。参见[日]室井力、芝池义一、浜川清编著：《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朱芒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9页。

也正是因为忽视了这种形态的基准，理论上也容易将行政裁量基准误认为是一种行政规则或准行政立法。这种内部适用效力，又将进一步延伸至行政相对人，因而具有了外部效力。

[34]应当说，裁量基准并非执法依据，法律规定本身并无变化，故而不存在溯及适用的问题。（一）我国行政裁量基准的由来 冠以行政裁量基准之类名称的裁量基准在国内的出现并不早。该裁量基准首先将2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酒精浓度认定为饮酒，再将饮酒程度区分三个等级分别处罚，进一步具体化法律中的处罚幅度。鉴于行政裁量构造和裁量基准的实际状态，那种将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并列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解释基准大致属于裁量基准的一种。

面对着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法律赋予行政机关以裁量权，本来就是要让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某事根据具体情形和其自身的行政经验来作出判断和选择，让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判断余地和裁量空间，从而实现个案的公正性和必要的灵活性。一般而言，适用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要有行政惯例（行政先例）的存在。[46] 例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2条，《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59条第2款，《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程序规定》第32条第2款。当然，适用这几个原则的前提在于，裁量基准自身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现实中已有不少地方在行政处罚等领域设定了裁量基准。这种平等对待既包括不同场合的平等对待，也包括不同时间的平等对待。

裁量基准虽非立法，但经由平等对待、信赖保护等原则的转换而对行政机关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其一，必须在逻辑技术上尽可能具体，不得有意识地保留裁量的判断余地。

参见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载王周户、徐文星主编：《现代政府与行政裁量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234页。对于非典型案件，基于个案的考虑，行政机关有可能背离裁量基准作出裁量决定。[22] 应当说，行政裁量基准具有两面性。不适用裁量基准，如果不作出合理说明，可与无视裁量基准的存在等同处置。不同的裁量基准只要有其合理的考虑，都是允许存在的，这是法律授予裁量权的应有之义，并不侵犯当事人的平等权。[27]裁量基准常常以内部规则的形式出现。

1．裁量基准的机械适用与个案考虑义务 实务中的一个困扰是，在具体的个案中，裁量基准的运用容易导致执法者怠于裁量，无法充分考虑个案情形，而径直适用裁量基准了之。其未适用处罚标准的理由在于，文山县2006年因交通事故死亡57人，其中涉案省道就因超速行驶而死亡25人。

[14] 参见朱芒：《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9页。故而，裁量基准可为司法审查提供线索，减轻司法审查的论证负担，在专门技术性裁量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26] [日]常岡孝好「裁量基準の実体的拘束度――脱・手続的アプローチ、脱・自己拘束論」高木光ほか編『行政法学の未来に向けて阿部泰隆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閣、2012年）715頁参照。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 裁量基准 。

（2）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情况的地域差异性。[29]信赖客体有很多，诸如行政守则、行政惯例等裁量基准的诸多表现形式均包括在内。[5]一般是因为行政法规范使用了不确定法律概念，而需要对其进行解释而发生。[32] 例如，社会保障的情形，每家每户的情形千差万别，但大量的给付决定不容许有大量的时间去甄别，否则就会耽误救助保障。

[42] 即使已设定了基准，但有时也会出现不适合公布的情形，例如将不受制裁的违法行为明确后可能助长违法行为。四、行政裁量基准的设定要求 在行政机关设定裁量基准时，从程序、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要求。

法律由于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使用，使得私人对行政决定的可预见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已。[34] 浙江中成建工集团（沈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沈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行政处罚判决书案，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沈和行初字第00084号，2014年7月15日。

鉴于这种严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文山交警一直对超速行驶实施上限处罚。从外部来说，在相同案件中适用裁量基准是当事人平等权利的要求。

所谓个案考虑义务，亦即考虑个别情况的义务，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个案时应当斟酌个案中的所有情况，适用法律规范的要求。[12]这是针对课予义务、限制权利等不利行政行为所提出的要求。[30]而这些条件正好能适用于裁量基准对于行政裁量的规制。（一）裁量基准自身的合法性审查 法院在审查行政裁量权的案件时，首先要看有无裁量基准。

[20]也有学者提出，合理（合理设定且合理适用）的裁量基准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法的拘束力，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法的拘束力，介于法规命令与解释基准之间，其法的拘束力一部分来自于授予裁量的法律根据，一部分来自于法院的认可。《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也要求将细化、量化的行政裁量标准予以公布、执行（第18点）。

在一起交通违章的案件中，某路段限速120km/h，原告当时的车速是133km/h，超速10.8%，被处以200元罚款。但裁量基准的表现形式却常常是这样的。

2．违反裁量基准的裁量决定 与上述情形类似，违反合法的裁量基准，其裁量决定未必违法，即违反裁量基准≠违法。一般而言，行政法规范为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大致的框架，而行政裁量基准则在这一框架下，一方面能细密地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实现平均正义，另一方面还能提升行政裁量的品格，这是立法者所无法达致但却又极其希望实现的功能。